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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之道

2014/05/12 05:32 来源:温州日报瓯网 浏览:1435

倪考梦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就提出了“大数据”的概念。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各领域的数据量都在迅猛增长,人类社会数据积累从量变到质变,“大数据时代”也就降临了。大数据成为未来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并推动经济、社会与政府转型,整个世界日益朝着被割裂为大数据时代、小数据时代和无数据时代的方向发展。

现代历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中国均是学习者。唯有此番大数据变革,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最小。2013年可谓“中国大数据元年”,广东省最先试水大数据战略,上海市、重庆市、陕西省等地也纷纷出台大数据相关产业规划。2013年也是“温州的网络经济与智慧城市元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的信息技术浪潮。

如何把握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引领大数据时代的潮流,打造一个基于新技术、新规则、新理念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夯实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基础

大数据时代的基础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政府要主导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联网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数据若不联网,就会成为信息孤岛,无法发挥作用。新的网络技术降低数据联网的成本,推动了大数据的云端集聚,为更进一步的分析与应用提供了便利。因此,必须加快升级移动互联网等相关信息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助推数据的互通与集聚。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1月底,我国共有12.35亿移动通信服务用户,其中3G用户4.19亿,仅占全部用户的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对现有技术推广与普及,即可改善近七成网络用户的体验,为数据采集与集聚提供更广泛的数据源与更快捷的通道。温州是智慧城市试点,网络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可以在加快推进4G网络的商业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挖掘现有的3G网络资源,提高其利用效率。

二是移动化。互联网带动大家进入“超连接”(hyperconnected)时代,如果说过去的台式电脑是固体,笔记本电脑是液体的话,那么现在的移动智能设备就是气体,兼顾通话与上网功能的手机就是氧气。未来人人都是“手机人”,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公民缺氧。2014年1月底,我国共有8.38亿用户接入移动互联网,占总人口比例的61.6%。也就是说,还有将近四成的人口没有接入移动互联网,没有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红利。为此,政府必须推行“数据救济”,设计研发廉价智能手机,免费发放给低收入人群与弱势群体,实现全民手机化和移动互联网覆盖,彻底消除“数据鸿沟”。由于手机是未来大数据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手机上网基本等同于在公开时空坐标下的实名上网,因而此举也是数据采集点全覆盖的一大手段。

三是免费化。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寻找信息的时候采用的策略和动物觅食的策略是一致的,就是捕食时所消耗的能量不超过食物所能供给的能量。因此,要鼓励人们分享数据,就必须先降低其获取数据的成本,提供免费的网络或许是最直接的方法。根据2012年联合国的报告,目前已有24个国家通过免费的WIFI站点提供网络公共服务。去年温州市委、市政府也前瞻性地提出要打造全域免费无线网络全覆盖,并与网络服务供应商协商设计相应方案。该举措得到执行落实后,必将推动温州的大数据井喷,为后续的数据挖掘与利用奠定基础。

二、搭建大数据时代的应用平台

大数据的应用需要政府强势推进,从自身做起,带动大数据平台发展。

一是信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各类社会矛盾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工业时代旧秩序的政府与基于信息时代新规则的社会之间存在“失同步”。大数据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按照全新的标准去推动对政府组织的系统性升级。第一,要做好政府掌握的海量旧数据的挖掘工作。第二,要加快现有政府机构的信息化改造。第三,要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保障机制。对温州来说,这一政府的信息化过程,还可以助力“权力清单”梳理工作,推动我们政府改革的深化落实。

二是服务化。政府可以通过打造一个能够提供一站式、定制化服务的“整体政府”,为公众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从而树立权威,成为大数据时代里的核心网络节点。为此,必须加紧研发各种提供数据服务的手机应用软件,将政府还原为一种随身携带的公共服务。2012年全球有25个国家设立了专门的手机网站,19个开发了手机软件的应用,美国政府更是要求各部门都从自身实际出发开发相应的手机应用。通过手机应用公开与发布数据不光是为了加强社会监督,更是为了吸引社会参与和社会协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采集来自公众的数据。目前温州很多部门都在做一些服务化的尝试,如经信委的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交警的微信服务平台等,建议尽快总结提炼与推广经验做法,鼓励更多部门参与到服务创新中来。

三是共享化。大数据时代是“人人时代”,政府要用好信息工具,因势利导用好市场与社会的力量,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大数据的公共平台。政府要带头共享数据,开放各种接口,使得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发挥智慧,在公共数据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开发各类便民的公共服务应用。同时,这个公共平台还要与其他企业与社会组织运营的平台数据打通,比如说微博、微信、阿里巴巴平台等,政府还要通过政策与法律手段,推动其他平台也开放接口与数据。由此,政府成为汇聚与对接不同大数据平台与通道的大数据中枢。温州的民间资本与民间智慧,要设法将其引导到大数据建设中来,充分释放社会与市场的力量。为此,在制订企业“负面清单”时,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三、培养大数据时代的文化精神

新事物需要新精神来指引,否则就会偏离轨道。政府必须先知先觉,引领时代精神的培育。

一是批判精神。大数据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大数据科学家所推崇的大数据的三大特质——全体大于抽样,效率大于精确,相关大于因果——既带来优势,也带来问题。我们必须牢记,“大数据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只是参考答案”。大数据是对我们传统治理模式的补全,而不是替代。我们还是要始终对大数据留有一份怀疑与批判,并对客观事实与个体差异留有一份关注与尊重。

二是契约精神。古往今来,公众与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有形与无形的契约关系。而在大数据时代,这一契约可以表述为“以隐私换服务”,公众在政府面前放弃部分隐私,政府对这些信息进行大数据挖掘与分析,从而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企业与公众之间的契约关系也是如此。这一契约必须有底线,才能给人们安全感。像去年美国NSA的做法,就破坏了这一底线,必须坚决杜绝。为此,政府必须通过推动互联网立法的方式,划清政府、企业、个人权利的边界,防止21世纪大数据“老大哥”的崛起,保护个人隐私。

三是宽容精神。个人悲观地认为,即使政府全力捍卫个人隐私,大数据时代仍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无从隐匿与无法遗忘的未来。当信息化工具将大数据采集与挖掘的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将变得完全透明,每个人的所有数据都会变成信息公开的对象,个人隐私将完全披露在大众面前。为了大数据时代的未来不异化成“一九八四”或“美丽新世界”,我想我们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培养一种宽容的精神,去包容他人的不完美,给自己留有一份余地。

新媒体研究的领军人物克莱·舍基(Clay Shirky)说过:“新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形态推断未来的可能性就越小。”大数据时代的未来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希望我们能有所作为。

作者为温州市决策咨询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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